现金牛牛app下载

网站地图 网站导航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校之窗 > >

【抗战岁月】夏溪围歼战追记

2019-11-01 18:27:35  点击:[131]
【抗战岁月】夏溪围歼战追记

  徐刚:1926年11月出生,1943年3月参加革命并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游击队战士、通讯员、民运干校学员、民运工作组长、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师五十四团政治指导员、六纵队留守处教育副官、先遣纵队政治处政治指导员。解放后任铁道部常州路段军代表、金东区区长兼区大队长、空军上海江湾基地政治协理员、华东空军文化速成学校政治处助理员、中国七民志愿军空军二师政治处特派员。1955年转业后任上海船校办公室主任、我校办公室主任、副校长。1988年6月离休。

 

   —九四五年七月夏溪围歼战。我当时是武二区的民运负责人并肩任区游击连的工作,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歼灭顽敌的战斗。兹就记忆所及,将战事经过情形概略追述如下:

 

(一)

   一九四五年夏季,中国人民的抗战进入了大反攻阶段。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各级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雷霆万钩之力,排山倒海之势,攻克日、伪军据点,围歼负隅顽抗的敌军。宜兴、僳阳县城先后被攻克,金坛县城也在我军的围攻下指日即可解放。

   多年盘踞在夏溪镇、尧塘镇、水北镇,并控制丹、金、武大批乡村的敌人,是以蒋兆潘、陈克之、张道为头目的汉奸部队。这股敌人长期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然而,在抗战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他们已感到末日的来临,但又不甘心失败,采取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伺机反扑的方针,把全部反动武装集中到武二区的夏溪镇,妄图作垂死挣扎。

   我军攻克金坛县城后,夏溪守城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在固守还是逃窜的问题上,蒋、陈、张三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三人各有主张,意见不一。

   正当敌人举棋不定之际,我党领导徐稚同志星夜赶到了武二区,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区委会,研究了敌人的动向,并作了“稳敌待歼”的作战布置,会议分析,根据敌我态势,宜兴、金坛县城已解放,敌人不会自投罗网,以卵击石;丹阳县城虽然还在日军手中,但夏溪至丹阳县城必须经过我们的大片游击区,没有直达公路和水陆,交通不便,敌人要步行通过河道纵横的百里路程,谈何容易;敌人如果逃往原控制的大片农村,分散游击,但是千人队伍难于疏散隐蔽,况且原控制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是不会让这股敌人继续为非作歹,任其蹂躏践踏的。说明天时、地理、人心对我军有利,敌人不会轻举妄动的道理。会议判断,夏溪至常州(未解放)有公路相通,敌人如果逃窜,出路只在常州一角。余政委在会上反复强调:我们的第一步必须稳住敌人,拖住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逼迫敌人固守夏溪镇,以利下一步战斗的展开,一举全歼敌人,解放夏溪。他还饶有风趣地说:武二区的同志,你们是这里的主人,既然蒋三麻子、陈克之、张道来夏溪做“客”,你们就要招待好“客人”,不能怠慢。考虑到你们人手不够,特请了朱福坤同志带特务连来帮忙。还有金东区、武九区的同志也来帮忙。夏溪这个敌人的据点,大家都沾边。当然,武二区是主要的。接着,余慎同志作了全面的布置:第一,县特务连、武二区游击连和金东、武九两区的武装,由朱福坤同志统一指挥,包围夏溪,阻止敌人逃跑;第二,武二区集中武装游击小组,配合县、区部队行动;第三,依靠游击小组、农抗会,通过各种关系,一方面继续摸请敌人新的情况,掌握敌人动态,进一步侦察和绘制敌人先后在夏溪修筑的整个防御工事地形图;另一方面组织好支前队伍,准备好长梯、铁锤、铁撬、火油、山锄、铁锨、稻草、大米等攻打夏溪所必需的工具和物资。同时,把敌人在农村的家属尽可能多请一些来,配合我们的争取工作。

   蒋、陈、张三头目各怀鬼胎:陈克之是国民党丹阳县长,他想把队伍拉到丹阳老巢去;张道在常州起家,他想将队伍撤到常州这个发迹地,蒋兆藩深知无论是去丹阳或常州,他这个外乡人只能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听人使唤。因此,他坚持固守夏溪,等待援兵的主张。蒋兆藩的地位居于三头目之首,陈、张慑于蒋的威势,最后只好放弃己见,同蒋兆藩一起,在夏溪做起“固守待援”的黄梁美梦来。

一九四五年阴历七月十五日之前,在朱福坤同志的指挥下,我县、区地方武装完成了对夏溪镇的松散包围。同时,为了防敌人向常州方向逃跑,县特务连在离夏溪二里路左右的公路两侧,设置了埋伏。这里是一大片乱坟冢,公路从中穿过,地形很好,是发挥我军火力,封锁公路,卡住敌人逃往常州的重要控制地。

   在包围圈内,我们以小组或单人的形式,分散用冷枪袭击敌人,用虚虚实实、忽东忽西的战术,打得敌人龟宿在夏溪镇内,盲目地用步枪、机枪疯狂扫射来壮胆。敌人为了摸清通往常州公路上的情况,派出一个加强中队(相当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几次进行试探性突围,在县特务连的英勇拦击下,敌人狼狈逃回夏溪据点。

(二)

   一九四五年阴历七月十五日下午,我新四军主力部队四十八团的一个营,在姚惠谭司令率领下,由余慎同志陪同,冒着烈日,从金坛县城赶到夏溪镇北面,在夏溪中学设立了战斗指挥部。姚、余首长并向武二区的同志,详细询问了敌情,了解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接着,主力部队分头由游击小组带路,进入各自的战斗位置。朱福坤、黄明、庄志明、冯国君、徐刚、徐兴等同志,也先后汇集到指挥部,听候调度。晚上六时左右围歼夏溪守敌的战斗全面打响。

   夏溪守敌的防御工事,有两个主体据点。一个在镇内,以典当为核心,构筑起一个大的碉楼,其高度超过全镇的所有建筑物,成为夏溪镇的制高点。典当周围的大街小巷,都设置了街垒、暗堡、铁丝网,街巷两端布满了鹿柴、树叉等路障。一个在镇傍河边,主堡的高度仅次于典当的碉楼,沿河暗堡层叠,并有坑道相通。隔河的外侧,是一片开阔的农田,明碉暗堡的火力,可以在这里发挥极大的杀伤作用。镇内镇外的两个碉堡,又可以相互支援和配合,从而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敌人易守,我军难攻。

   战斗一开始,敌人在镇内和镇外的两个核心据点,成了我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我军在东岳庙主殿屋顶,架设了轻、重机枪,该庙距离典当较近,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典当主碉堡的上半截迅速被摧毁。但是,典当据点和四周的商店、民房接墙相连,而东岳庙的高度与其又处在同一水平,因而,我军火力达不到应有的压制效果,战士们英勇地向街心冲杀,但由于街、巷路障重重,封锁严密。我军进展缓慢,伤亡也不断增加,迟迟不能接近典当。攻打镇外河边据点的战斗,我军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奋勇冲击,并迅速地靠近河岸,但在夺桥的激战中,由于敌人的碉堡居高临下,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了桥面,我军遭受较大伤亡,攻击一时受阻。

   夜幕已经笼罩整个战场。明月当空,满天星斗。田野里虫声唧唧,田鸡齐鸣,萤火虫到处飞舞。曳光弹南来北往,枪声、爆炸声此起彼落。大自然的景色和围歼战的攻击,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画,奏出了一曲雄壮的交响乐。

   战斗相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枪声渐渐停止,整个战场显得异常平静。这时候,我们奉命赶到指挥部,余慎同志当面传达了命令,给我们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他说:“同志们都很辛苦了,但是歼灭敌人,结束战斗,看来还需要拖一点时间,同志们要坚持到底,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现在指挥部决定:第一,考虑到战斗时间需要延长,为了阻击常州方向的增援敌人,姚司令已电告金坛,增派一个营的主力部队,放在通往常州公路上的厚余镇打援;第二,战斗方案作了必要的调整,我军避开街口小巷,打通民房,进逼敌人的核心据点。同时准备火攻。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向部队运送山锄、铁锤、撬棒、铁锨。有多少送多少,锄头、钉耙也可以。还要把已经准备好的二十桶火油全部送上去。战斗一结束,你们马上救火救人,不分军民敌人,凡是受伤的都要抢救。”

   新的战术行动开始了。我军从四面八方挖凿民房的砖墙,战士们穿过墙洞,袭击分割敌人,镇内进行着激烈的巷战,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刺刀拼搏声、喊杀声,伴随着敌人的哭声、哀求声,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军战士如猛虎下山,直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投降,有的活捉,有的狂奔乱嚎,逃回核心据点。敌人一再吹嘘“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开始全面崩溃。镇内残敌向典当龟缩,我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敌人的核心据点陷入孤立。但是,敌人不肯投降,他们凭借典当四周的秘密工事,负隅顽抗。这些秘密工事纵横曲折,不易发现,我军一接近,极易造成伤亡。要攻入典当这个核心据点,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怎么办?游击小组的同志纷纷要求火攻。二十桶火油,几处点火,肯定会很快吞没敌人的大本营,这当然是我军减少伤亡,消灭敌人,夺取围歼战彻底胜利的有效一招。但是,当余政委听到“火攻”这个要求,却非常严肃地指出:“求胜心切,这是好的,但不能急噪,不能干扰姚司令的指挥。消灭敌人的办法很多,火攻是最后的一招”。随之他又耐心地说明道理:“军事上火攻是常用的,但要看情况,不能乱用。现在典当所处的位置,紧挨着四周民房、商店,用火攻,必然会给周围的居民造成重大损失,这样一来,军事上虽然取得胜利,可政治影响却对我们不利。再说火攻以后的善后工作也相当难做。因此,火攻的要求,暂时不能采用。同志们不要心急,姚司令一定会有办法的”。

   典当的正面,沿街有一块“凹”形开阔地。从典当到开阔地对面的民房墙根,相距约三十米。同典当正面相对的这座民房是厅堂相连的多进建筑物,层层墙壁却被战士们打通。一个不规则的洞口,正好与典当正面相对。但是,在三十米的开阔地上,敌人集中了相当猛烈的火力,战士们冲不上去,爆破组也通不过。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就在这关键时刻,姚司令亲临前线,来到相对典当正面的洞口,冒着密集的枪弹,视察了开阔地和典当正面墙的情况,随即下达命令“快调上迫击炮,利用墙洞,向典当正面平射”。迫击炮一上来,接连平射了三发炮弹。第一发就打通了典当正面的砖墙;第二发在敌人的包扎室爆炸,摧毁了一个药房,炸得敌人血肉横飞;第三发落在敌人厨房间,没有爆炸,但又粗又长的炮弹头,把敌人吓得惊恐万状,呱呱直叫。三发炮弹把典当多层次的火力点打哑了,三发炮弹,把大本营的敌人打得丧魂落魄,一片混乱。

   随着炮击威力的发挥,我军又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新四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中国人不要替日本鬼子卖命,欢迎你们参加新四军,一道打鬼子”。“我们是新四军主力部队,你们跑不了啦,再不投降,炮弹又要来了”。这些喊话,使敌人的军心更加动摇。同时,我们又把敌人原在农村的家属领到前沿阵地,叫喊对方的名字,诉说自己和家人的思念之情,赞扬新四军、民主政府的宽大政策。典当据点,完全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敌人要求生,只有投降一条路。

    一轮明月,偏西而照,夜已经很深了。到了零点时分,典当正面的枪眼里,忽然有人重复高喊:“贵军不要打枪,我有话说”。枪声、我军喊话声停了下来,战场显得死一般寂静。这时候,只见敌人在枪眼里伸出一顶帽子,摇动了几下又缩了回去。这是敌人害怕枪击进行的一种试探。帽子缩回后,一个脑袋伸了出来,大概此人仍然害怕丢了性命,伸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贵军兄弟不要打枪,我有重要话告诉贵军”。停了片刻接着说:“张道大队长命令我通知贵军,他愿意出来同贵军谈判。但是请贵军的朱福坤先生到我们碉堡来”。

   张道不说投降,只讲谈判,还要朱福坤同志先进碉堡,究竟搞什么鬼?耍什么花样?一时间大家猜测各异,众说纷纷。有的说谈判和投降一个意思,张道不过要点面子;有的说朱福坤同他们打了几年,杀了他们不少人,张道是临死前想来个报复;有的说张道出来怕杀头,要朱福坤去当人质,作抵押。姚司令和余政委也在低声研究。随后急步回到指挥部,朱福坤同志也奉命赶到。余政委极其严肃地对朱福坤同志说:“老朱同志,党现在要你去执行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派你到敌人的碉堡里去,你看怎样”?朱福坤同志当即表示:“为了全歼敌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张道指名要我去,我可以先进去看他如何行动”。停了一会,朱福坤同志又说“我去,但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带几个短枪队员去?”余政委以完全信任的口吻说:“当然可以”。并无限深情地叮嘱道:“深入虎穴,确实是很危险的。但只要机智勇敢,讲究策略,宣传我军政策,以革命者的胆略和威严,一定能够在精神上瓦解敌人,转危为安,敦促敌人缴械投降”。姚司令、余政委同朱福坤同志握手告别后,马上下达命令通知对方:朱福坤带了几个随从先进碉堡,张道必须在朱福坤到达五分钟出来谈判,随员带多少由张道自定。

   朱福坤同志以共产党员无畏的英雄气概,大义凜然地进入了敌人的巢穴。当他和几个队员一到据点,敌人个个拔枪相对,虎视眈眈,好象要把朱福坤一口吞掉,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朱福坤同志面对顽敌,神态镇静、从容,他摆了摆手,示意敌人把枪放下,接着他铿锵有力地大声表态说:要兄弟们把枪放下,一切都好办,我朱福坤保证兄弟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几句话就把似乎要爆炸的空气缓和了下来。据点的敌人纷纷放下武器。张道也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我军指挥部。经过谈判,敌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夏溪围歼战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河西桥头据点的敌人有两个中队,三百多人,由莫虎小、唐立光中队长指挥。莫虎小原来是个地痞无赖,早年跟随蒋三麻子,成为头目的心腹、干将。他的中队,编员满额,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号称“老虎中队”。唐立光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当十九路军撒离上海时,他潜逃到金坛,加入了蒋三麻子的队伍。此人出身行伍,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因而获得重用。为此,他感激涕零,极力效忠主子,被同伙称为“猛将”。我军改变战术后,这两个中队已被孤立,同典当大本营失去了联系,依然凭借有利地形,负隅顽抗,不肯投降。

   典当的敌人投降后,我军立即向河西桥头据点发动政治攻势,通过喊话,把典当攻克,张道投降的消息传播给对方。可是得到回答的总是一阵猛烈的射击。看来,莫虎小和唐立光坚信他们的头目当初誓与众兄弟死守夏溪,同生死,共存亡的诺言。这时候,首长决定叫张道亲自出场喊话,让西据点的敌人亲耳听一听张道的声音,从而选择自己的出路。

   在我军的监护下,张道垂头丧气地走出街口,隔河向据点髙喊:“莫虎小、唐立光,我是张道,不要打了,我已经和新四军谈判投降”。张道反复讲了投降的各项条件,和西据点的投降方法。

   张道的出现,出乎西据点敌人的预料。他们看到大势已去,蛇无头不行,再为大日本帝国卖命,无异于白当炮灰。敌人像泻了气的皮球,抽去了主心骨的癞皮狗,不得不举手投降。一群群俘虏走出据点,通过长桥,和我军接管的部队,相对而行,向夏溪中学集中,夏溪镇全部解放。

   在夏溪围歼战中,敌人被我军毙、伤二百多人,俘虏七百多人(包括一部分随从家属)。缴获轻机枪二十四挺,长枪七百余支,短枪一百余支,子弹数万发,掷弹头五十余发,手榴弹五百余枚,枪榴弹装置十只,弹头二百余枚,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取得了围歼战的巨大胜利。

(三)

   战斗胜利结束,俘虏成批押送到夏溪中学集中。游击小组、农抗会的一些群众也赶来围观俘虏。群众中有人破口大骂,控诉敌人的罪状,有人斥责俘虏为什么不早点投降。突然,群众中有个面容憔悴、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一个战士面前,边哭边磕头,控诉敌人的罪行。原来这位老太太有一本血泪帐:蒋三麻子要抓她儿子去当兵抵债,老伴不答应,被抓去活活吊死,儿子逃跑,在路上被打死,最后还把孙子抓去当兵。老太太的深仇大恨,勾起人们深受蒋三麻子欺压迫害的往事,点燃了人们报仇雪恨的满腔怒火。一场人民群众痛打俘虏的局面眼看就要爆发。我军指挥员及时地反复地宣传了党的俘虏政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又采取了应急措施,把俘虏和群众隔开,并把俘虏押进各个指定的房屋,禁止非工作人员入内。这样才算把群众愤怒的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

   清俘登记开始紧张进行。捜索残敌,清点枪支弹药,救护伤员,审讯战俘等各项工作也全面展开。不料,在俘虏人员中,经过反复查对,也没有发现蒋兆藩、陈克之这两个头目。

   天近拂晓,余政委召集了临时紧急会议,他分析了情况,布置了工作,向同志们交代了新的任务。我们的余政委,自从制定、贯彻“稳敌待歼”的作战方针以来,多少个日日夜夜没有合眼休息过了,为了迎接主力部队,他不辞辛苦,徒步往返百余里。余政委在紧张的工作中,日渐消瘦。但是,战斗的胜利使他忘记了疲劳,精力更加显得充沛和旺盛。当他听到蒋三麻子、陈克之未被俘获的确切消息,风趣地说:“蒋三麻子钻茅屎坑的本领很大”。接着他讲了一段蒋三麻子钻茅屎坑的故事。早年,在蒋三麻子拉起队伍尚未投降日本鬼子的时候,有一天夜里,他带队伍住在夏溪镇,鬼子得知情报就来抓他。他在慌乱中,一头钻进了茅屎坑,把粪渣草顶在头上。鬼子来到茅屎坑,几只电筒,左照右照,始终没有发现他。蒋三麻子这一“绝招”稳稳当当地骗过了鬼子,到天亮才急忙逃走。余政委讲完故事又提醒我们:“蒋三麻子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他会施展各种手段来欺骗我们,蒙混过关。但是,他能欺骗鬼子,却骗不了我们革命者。我们这里地方同志这么多,只要仔细捜查,一定能抓到”。

   我们的主力部队,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撤离了夏溪镇,向金坛县城方向,逶迤西去,当战士们押着俘虏向地方军民告别时,人民群众紧握着英雄战士们的手,难分难舍,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欢送的人群,直至听不到英雄们的雄壮的歌声,看不见英雄们高大的身影,才恋恋转回散去。

    在朱福坤同志的率领下,县主力特务连撤离夏溪,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部队走后,余政委把指挥部转移到夏溪镇街心的一家茶馆内。搜查蒋三麻子、陈克之的工作,在余政委的指挥下深入展开。游击小组、农抗会分片分组,在大街小巷逐户进行捜捕。区游击连的战士,封锁通往镇外的各条路口,并对全镇实行戒严。行人只许进镇,不准外出。

   我负责典当至河道这一段地区的捜查工作。这个地段、建筑物鳞次栉比,重重叠叠,沟叉交接相连,地形相当复杂。在这种地方,躲藏个把人是不易找到的。当我们捜査到典当西南墙角的乱砖堆时,发现了一具已经僵硬的尸体。瘦长个子,穿着一套淡灰颜色的中式珠罗纱衣裤,腰间束了两条皮带,系着一只三轮手枪子弹袋,内有日式子弹两条。离尸体不远处,有一支日式手枪。从衣服到装备,可以断定是个头目。根据我们掌握的人物特征,死者有点像陈克之。但因尸体弯曲,面部有几处青肿紫块,又粘沾了血水污泥,是不是陈克之,还难以肯定。我们找来了几个老百姓相认,他们都摇摇头,说“不认得”。为了弄清这具不寻常的尸体究竟是谁,我急步去指挥部汇报请示。可指挥部的同志也没有见过陈克之。我纳闷地说:“陈克之是个大官,头面人物,为什么夏溪镇上的人都不认得呢?”余政委给我分析了其中的道理。他说:“陈克之虽是头面人物。但他到夏溪不久,官大了自然也就害怕群众,地位高了就必然躲在安乐窝里寻欢作乐,不敢抛头露面,老百姓当然不认得。当然,也有可能是老百姓害怕,不敢直说。”余政委稍加思索后立即指示:“快叫史盛堂来认。”

   史盛堂是夏溪镇的镇长,早年就和新四军有接触,做过一些交给他的任务,未把他列入汉奸范围。他一到场,左看右看,肯定地说:“是陈先生”。游击小组张夫宝大声责问说“什么!陈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史盛堂结结巴巴回答说:“是陈克之,是陈克之,一点不错,一点不错,认错了我史盛堂甘受同罪”。然后,他唠唠叨叨地叙说了陈克之带兵入镇时,曾亲耳听过陈克之关于固守待援,誓于夏溪共存亡的谈话情景,以证实他认识陈克之的根据。

   陈克之是丹阳县人,过去又不在夏溪地区活动,因此,在武二区一带并不为人注意。在日本鬼子侵占丹阳城、乡以后,陈克之趁机在家乡拉起了队伍,称霸一方,鱼肉乡民。在乱军四起的年代,陈克之在同各种反动地方武装明争暗斗中失利,于是不得不另谋出路,率部南来,和蒋三麻子合兵一起,进驻尧塘镇据点,破坏抗战,进行反共反新四军的反革命活动。我军围歼夏溪以前,在放弃其他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夏溪一镇的决策问题上,陈克之虽然竭力反对,主张回丹阳分散游击。但因蒋三麻子固执己见,又有张道支持,最后只得被迫集中夏溪。根据情况分析和现场鉴别,陈克之是在我军猛烈进攻时,眼看大势已去,企图翻墙逃走中,被乱弹击毙。

   发现了陈克之的尸体,鼓舞了同志们捜查蒋三麻子的信心。全镇所有的阁楼都已査遍,连形迹可疑的地板都也撬开搜查,凡是能够藏人的地方,都是我们注意的目标。我带领了张天宝小组和朱桃小组,进入夏溪镇西北角,尧塘镇方向入街处,河稍坝头的一幢房屋进行梳篦式搜查。该屋的后门直通河道,沿河筑起了高高的竹篱笆。在后门的空地上堆满了尖底酒罐。酒罐和篱笆上,牵满了大叶罗罗藤。我突然发现有的藤叶柄已经折断,叶面翻卷,而且藤枝断裂处新鲜。估计有人翻动过。我不由得大声直呼:“看见了,是蒋三麻子,快出来,你跑不了了,不出来我开枪了!”这种突如其来、虚张声势的惯用办法,可以造成敌人高度紧张的神经瞬间慌乱而产生错觉,从而观察敌人的动静。出来则乖乖就擒,逃跑、抵抗就暴露了目标。这时候,忽听张天宝在另一处吼叫:“什么人?出来!出来!不出来我开枪啦!”呼啦一响,子弹上膛。张天宝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打仗勇敢,但容易急躁冒失。我怕他误伤老百姓,随即出来询问情况。他说:“从河里爬上来一个人,紧贴墙壁,叫他不肯出来。你看”。我顺着他指点的方向,仔细观察,在獐茅深处,看到有个模模糊糊小白点,隐隐约约像是个人。我一面示意张天宝不要开枪,一面高声命令:“长、短子弹上膛,对准獐茅窝里的人,不出来就开枪!出不出来,限你两分钟!”不一会,只见沿墙脚慢慢走出一个中等个子的干瘪老头来,头上身上粘有河草,穿着一身细龙头白布衣裤,浑身湿淋淋,长长的山羊胡子,粘在一起,还在滴水珠,象只落汤鸡。根据我们掌握的人物资料和特征,这个老头很像蒋三麻子。张天宝憋了一肚子火,他一个箭步逼近老头,扬手要打。干瘪老头慌忙说:“你不要打我,我就是蒋兆藩,见你们长官去”。

   蒋兆藩,蒋三麻子,这个反共反新四军,残害人民,破坏抗战,血债累累,恶贯满盈的恶霸汉奸,今天,终于落入了人民的铁掌。我一面通知各搜查组,集中休息待命,一面押解蒋三麻子去茶馆指挥部。抓到蒋三麻子的消息不胫而走,游击小组的小伙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呼声震天,人们争相奔向茶馆,街面上挤满了人群。胜利的喜悦,把战士和群众的情绪推向了高潮。事隔五十多年,我每每想到抓住蒋三麻子的这段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欢欣不已!

   蒋三麻子押进茶馆就嚷道:“哪位是长官?哪位是长官?”余政委、黄明、庄志民、冯国君当即向他表明了身份,蒋三麻子若有所悟地连连边点头边说:“久闻、久仰”。一屁股瘫软地坐在长凳上,垂头丧气,索索发抖。余政委叫他换上干衣。那知这家伙又哀求道:“诸位长官,敝人一天一夜没有抽大烟了,求长官高抬贵手,优待优待,给敝人抽一口”。余政委答应了他的要求。我们几经周折,随后通过史盛堂,才搞到了大烟。大概是蒋三麻子抽足了鸦片,精神足起来了,只听他高声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投降日本人,说他年事已高,部队同新四军摩擦,是“将在外,不听军令,”没有办法。……余政委据理驳斥,并勒令他交代所有的明暗组织,讲清全部军械粮株,最后表示:“至于你本人,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判断,民主政府是讲民主的,不搞独裁。老百姓眼睛最雪亮,处事最公正”。

   阴历七月十六日傍晚时分,余政委命令全部人员分路撤出夏溪镇。当夜,余政委和武二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并押着蒋三麻子,驻扎在前雨庵西面的一个村上。余政委抓紧时间,连夜召开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会上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余政委、庄志民、冯国君同志集中时间审讯蒋三麻子,布置全区的应急工作;第二,徐刚同志兼任民政股长,代表武二区政府去夏溪,处理善后工作。

(四)

   一九四五年阴历七月十七日一早,我带领了游击连一个班和游击小姐,共一百余人,赶到夏溪镇。花了三天时间,主要处理了三件善后工作

   第一件,安葬了烈士的遗体。我军主力部队一共牺牲了十八位同志,应该购置十八口棺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夏溪镇只搞到十口棺材。还有八口怎么办?临时赶做,但没有木料,到其他镇去买,路程较远,也不一定能买到。牺牲的同志,已至三天。当时天气炎热,气温很高,遗体普遍膨胀溃烂,不宜久搁。鉴于时间紧迫,几经商量,我们只好用十口棺材,把烈士安葬在离夏溪不远的公路两侧的义坟冢中。敌尸由家属领回,无主的由我们将其掩埋在义坟冢里。

    第二件,清查敌人的战备物资。敌人在夏溪镇准备固守三个月,据俘虏提供,储备了大约一千担粮食,一万担柴草,还有大量的被服、布匹、油盐酱醋。这些物资,除敌人消耗掉一部分外,其余很大一部分,因堆仓不足,采取了“储物于商”的办法,分散囤积在各相应的商店中,这一部分物资一时很难彻底查清。敌人掌管物资的人员已被主力部队四十八团押走,而店行老板又各有盘算,有的想浑水摸鱼,趁机发一笔横财,不肯如数相缴;有的则怕变天,担心反动势力复辟,惧吓反攻倒算,不敢和盘上交。这项工作难度较大,敌、商物资断决不清。处理不好,就会破坏我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城市政策。虽然经过我们深入细致调查核对,耐心说服教育工作,也只收集到剩余物资的一部分。

   第三件,进行了抚恤、赔偿、救济。战斗中老百姓有伤亡,应该抚恤。居民草房因中弹烧掉一些,砖房因战术改变也打通了不少,这些损失,由我们负责赔偿。穷苦百姓,我们给予了必要的救济。

(五)

   夏溪围歼战结束后的善后事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传来余政委急令,要我暂搁工作火速赶回待命。我连夜到达余政委的驻地,向首长汇报了夏溪的善后工作情况,同时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余政委说:“要你急速赶回,是为了研究公审蒋三麻子的事情。我们已审问了十八次,主要问题已搞清,但他始终不认罪。明天再审问一次,你也参加。还要开个联席会议,研究一下公审大会的准备工作”。

    联席会议整整开了一个下午。会议分析了几天来审讯过程中蒋三麻子的态度和各阶层的反映。蒋三麻子在审讯中拒不认罪,竭力为自己的反革命行径和叛国罪行辩解,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员,只担任金坛县县长,没有在日本鬼子方面任职,至于他的部队投降日本鬼子,是执行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路线,他的部队残害抗日军民,在抗日游击区搞“三光”政策,都是陈克之、张道策划指使的。蒋三麻子的供词,纯粹是一派胡言,他把自己的罪行洗刷得一干二净,似乎他才是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中国人,真是恬不知耻。地方绅士中,多数人认为蒋三麻子罪恶昭著,该杀,只有那些敌我两头都沾边的绅士,要求民主政府宽大处理。广大人民群众和蒋三麻子有血海深仇,誓不两立,几天来,他们到处在寻找蒋三麻子的关押地点,纷纷要求民主政府为他们伸冤,讨还血债。基层干部、游击小组、农抗会骨干不断来访,他们情绪激昂,要求立即枪决蒋三麻子。这些情况表明,公审的时机已经成熟。

   联席会议还估计了公审大会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一是通过血泪控诉,彻底揭露蒋三麻子的滔天罪行,得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结论。我们要争取公审大会成功,当场处决蒋三麻子,二是群众心有余悸,不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们只得释放。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就以退为进,组织群众骨干,用锄头、钉把把蒋三麻子敲死在释放的归途中。不这样做,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

   最后,联席会议作了明确的分工:庄志民和冯国君同志主持公审大会;徐刚同志组织群众控诉,并布置第二种可能性的处死方式;徐兴同志带领游击连担任警戒,严防残敌劫法场。余慎同志不出面。

   阴历七月下旬一天的中午,在南庄村外东南方向的大祠堂,召开了公审大会。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集,会场上黑压压一片,真是人山人海,大家以刻骨的仇恨,满腔的怒火,来见一见蒋三麻子的可耻下场!

   蒋兆藩祖上,是曾国藩部下的官吏,当年随湘军到金坛一带,因为镇压太平军有功,升官赐禄,获得大量土地,于是在金坛县东门外尧塘下庄落户。蒋兆藩这个名字有其特定的含义,据他自己供认:“兆藩者,是感激恩公曾国藩也。我家祖上靠恩公发迹,如今我小可靠恩公英灵保佑”。蒋兆藩继承了祖辈的衣钵,成为当地有名的恶霸劣绅。在他青少年时代,成天出入酒楼、赌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经常侮辱民女,欺压百姓。金坛县历届县官上任,拜见乡绅时都要亲临下庄。他与官府狼狈为奸,私设刑堂,鱼肉百姓,无恶不作。蒋三麻子幼年出过天花,脸上留下点点凹斑,大家背后都咒骂他为“蒋三麻子”。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深入敌后,东进茅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丹、金、武地区的抗日斗争不断高涨,袭击日、伪军,镇压汉奸。蒋三麻子出于反动立场,为了防共反新四军,在他家乡一带,拉起了队伍,霸占一方,杀害抗日群众,打击新四军,破坏抗战。

   日本鬼子为了确保交通要道,巩固占领区,妄图消灭新四军,将丹、金、武大片地方划为“清乡”区。围扎了竹篱笆,延伸几百里。“清乡”区与蒋三麻子的控制区之间,有一条犬牙交错的非“清乡”地带。这是新四军进行反“清乡”斗争的进出区域,也是反“清乡”的依托。蒋三麻子为了寻找新靠山,消灭新四军,他叛国投敌,率领部队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受编为“民众服务大队”。他的一部分部队,先后接替了尧塘、水北、河头、夏溪等镇日、伪军据点的防务,另一部分部队活动在农村,控制地盘,专门袭击新四军,残害人民。由于蒋三麻子的反动行径,使新四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加重了游击区抗日人民的困难和损失。他的部队一到抗日游击区,粮食耕牛、鸡鸭猪羊,都被一抢而空。凡是抓到的抗日军民,蒋三麻子无不亲自下令施以酷刑,百般折磨,诱胁逼供,残暴杀害。新四军区长王国光落入蒋三麻子的虎口,受上“大刑”悲壮牺牲。新四军地下交通员四苟,被抓去吊在树上,叫喽罗练武,用刺刀捅了七十多刀,英勇就义。军属徐德保落在蒋三麻子手里,遭受了夹棍、灌辣椒水、飞鹅吊、上老虎凳、棍打鞭抽等上十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这还不算,蒋三麻子还下令封门抄家,逼得一家老小七口在外流浪了好几年。

   公审大会上,群众以一件件、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把蒋三麻子恶贯满盈的残暴嘴脸掲露得淋漓尽致,在群众悲愤的控诉面前,老奸巨滑的蒋三麻子目瞪口呆,惊恐万状,理屈词穷,哑口无言,索索发抖地等待着人民的判决。

   公审大会持续了几个小时,整个会场始终充满着激昂、沸腾的气氛。愤怒的控诉犹如江海的海涛滚滚不息。太阳西下了,冯国君同志当众归纳了蒋兆藩的罪行,宣布立即枪决,游击连战士好不容易从挥舞拳头的人群中,把蒋兆藩拖押到祠堂正面的刑场,班长袁园端枪对准蒋兆藩的后脑,一颗中正式七九式子弹,结束了这个混世恶魔的罪恶一生,除掉了丹、金、武地区的一大祸害。

   夏溪围歼战从“稳敌待歼”,到公审处决蒋兆藩,取得了全歼顽敌的巨大胜利。这次战斗,在丹、金、武地区是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军民密切配合的人民战争典型的军事行动。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使丹、金、武的广大游击区,成为连成一片的解放区。阶级关系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竭尽全力保卫家乡,支援新四军,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由于这次战斗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新四军在厚余镇的集中整训,以及北撒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这股凶恶敌人的覆灭,沉重地打击了丹、金、武地区的反革命势力,为留守同志坚持江南的斗争,减轻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减少了新四军北撤以后,残余敌人猖狂反扑所带来的牺牲和损失。

 

注解:

(1)张道是武进县夏溪镇南村人。早年在常州日军特工队任职,而后进入汪精卫创办的镇江伪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出任蒋兆藩所属的“民众服务大队”大队长。夏溪战斗中被迫投降,后由新四军主力部队四十八团带往金坛县城。

(2)余慎同志当时担任金坛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队政委。新四军北撤时,余慎同志留守江南,坚持游击战争。

(3)朱福坤同志当时任金坛县军事科科长。一九四五年随新四军北撤。

(4)黄明同志当时任金坛县金东区区长。新四军北撤后,留守江南,坚持游击战争。

(5)庄志民同志当时任金坛县武二区区长。新四军北撤后,留守江南,坚持游击战争。

(6)冯国君同志(又名司马辉〕当时任金坛县武二区区委副书记。一九四五年随新四军北撤。

(7)徐兴同志当时任金坛县武二区游击连副连长。一九四五年随新四军北撒。

(8)典当是旧社会富豪阶级重利盘剥劳动人民的场所,建筑十分坚固。

(9)一九四五年阴历七月十七日拂晓,常州日、伪军曾增援夏溪守敌。因夏溪已于十六日解放,日、伪军增援部队抵厚余镇就停止前进。日、伪军向夏溪方向炮击了一阵,随即返回常州。

(10)徐德保同志在这里是以新四军军属身份出现进行控诉。他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早年参加革命,在敌我争夺的夏家村一带以私塾教师职业为掩护,进行搜集敌情传递情报等工作。蒋三麻子屡遭袭击,连第三个小老婆也被新四军抓去,其情报、带路都是徐德保同志负责的。由于活动增加,引起伪乡长王洪庾怀疑,向蒋三麻子告密。徐德保被捕后,坚贞不屈,敌人虽使用种种酷刑,但没有得到任何口供,而徐德保同志深知王洪庾是花花公子,于是巧妙地假借因“争风吃醋”,一口咬定王洪庾有意捏造罪名加以陷害。再加上黄明等同志设法营救,骗过敌人,保释医伤。黄明等同志随即将徐德保同志安全转移到武进地区的万觉乡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新四军北撤时留守江南,坚持游击战争,于一九四六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害于无锡市国民党军统系统监狱。